文學版權輸出與經紀人才的培養
根據統計，2009 年美國共出版 348 本翻譯文學新書（含長篇小說、小說集和詩集），譯自西班牙語的最多，有 59 本；法語和德語緊隨在後，分別有 51 和 31 本，連日文翻譯書都有 18 本，卻僅有 10 本出自中文作家之手。
假如我們扣除古詩選和譯自法文的戴思杰《某夜，月未升》，真正譯自中文的小說只有七本，分別是韓東的《扎根》（2003）、余華的《兄弟》（2005）、王剛的《英格力士》（2004）、殘雪的《五香街》（2002）、徐小斌的《羽蛇》（2004）、畢飛宇的《青衣》（2001），以及曹乃謙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2005）。
從這個極度懸殊的數字，我們不難看出中書英譯的困難重重。除了少，還很慢：這七部英譯作品距離中文初版時間，最起碼有四年的「時差」。其中最接近的是余華的《兄弟》，那也是 2005 年的書了。余華與莫言、蘇童都屬於很早就被譯介到英語世界的知名作者，也有出版社長期經營，他們尚且如此，其他華文作家就更不用提了。
尤有甚者，這七本小說中，《扎根》、《五香街》和《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都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商業出版，而是由大學出版社印行（分別是夏威夷、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市場上能見度低，主要可能只在學術圈或圖書館流傳。真正由美國大型出版集團發行的，僅有《兄弟》、《英格力士》、《羽蛇》和《青衣》。
我們很容易批判美國讀者不看翻譯書，而美國也確實是世界上最難打入的翻譯市場。坦白說，這樣的責難並不完全合理。從文化上來說，英語是最強勢的國際語言，美國又地大物博，多數人一輩子國門都不曾踏出一步，叫他們去學習外語，未免強人所難。從產業上來說，美國出版高度集團化、寡頭獨佔化，集團高層只重視數字，編輯的「自主權」越來越少，想簽書還得先經過發行部門和營銷部門的評估。即使編輯精通中文能通讀全書，又要如何去說服最保守、最不想冒險的發行部門主管呢？
翻譯文學進軍美國市場難如登天，這是一個舉世皆然的現象，我們不必覺得被人刻意冷落。就拿近年來美國最暢銷的幾本翻譯小說為例子，西班牙作家卡洛斯‧魯伊斯‧薩豐的《風之影》早已紅遍歐陸，英文版才姍姍來遲，而這已經算快了，距離西語版的時差「只有」 3 年。此書在美國大賣 50 萬冊，堪稱翻譯書的奇蹟，可是荷蘭一國就賣了 80 萬冊，而荷蘭的人口是美國的百分之 5。
目前當紅的瑞典已故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英國和歐洲紅翻天了才登陸美國，創下全系列在美銷售破 600 萬冊的驚人成績，堪稱史無前例，但我們不要忘了，簽下此書的美國編輯索尼‧梅塔（Sonny Mehta）是 Knopf 出版社的發行人暨總編輯，可說是藍燈書屋集團最有權勢的男人，由他來主導這件事，當然比較順利。韓國作家申京淑狂賣百萬冊的《尋找母親》之所以能順利由 Knopf 編輯簽下，也是因為得到梅塔本人的認可。
歐洲市場的「單點突破」策略
談到中書外譯就先想到「進軍美國」，確實是我們應該破除的迷思。同樣翻成英文，我們還有很多選擇：不論英國、加拿大還是澳大利亞，對中文書的接受度都比美國高出甚多，而且編輯更願意找人寫審讀報告，然後根據這份報告、簡短的英譯樣章、加上對題的掌握和直覺，直接拍板。只要其中有一個國家的出版社買下英語版權，就意味著這本中文書將會有一個通行全球的英語譯本（雖然是英式英語），之後再拿這個譯本去賣美國、賣歐洲國家，豈不是事半功倍？
其次，我們更應該避免談中書外譯就只想到翻成英文。英文固然是最普遍的國際性語言，但絕非翻譯文學最活躍的市場。要談翻譯文學，我們一定得把焦點放在歐洲，那是一個文化交流幾乎等同於日常生活的地方，歐盟的成立更使人才的移動頻繁而便利，一個小孩可能有德國母親、法國父親，在義大利長大，在學校修西班牙語，加上必修的英語，輕鬆就通曉五種語言。文學作品的相互翻譯在歐洲蔚為風氣，不同國家的出版人更會互通消息，有好書一定爭相走告，鼓吹「鄰居」國與自己品味相近的編輯朋友一起買版權，甚至一起安排作者巡迴簽售。
中文書要打進歐洲市場，可採取「單點突破」的策略：只要有了一種主要歐陸語言的譯本（德、法、西、義），就可以在其他歐盟國家暢行無阻，讓編輯親自通讀全書，而不必依賴審讀報告。事實上，許多中國作家之所以登上國際舞台，就是因為先有了一種歐語譯本，才吸引到其他國家出版社的注意。例如荷蘭裔的英國經紀人蘿拉‧蘇金（Laura Susijn）讀了閻連科作品的法語譯本，大為驚豔，輾轉托人聯繫到作者，取得代理權，成功把版權賣到十五個國家，不僅包括英美，甚至遠及挪威、巴西和塞爾維亞。
歐洲國家翻譯中國文學最力的當屬法國，尤其 Philippe Picquier 出版社，在主編陳豐的主持下，長年大量翻譯中國文學，已成為其他歐洲出版社尋找中國文學的指標。Picquier 專精亞洲文學，本身在法國的市場影響力有限，屬於比較小眾而專門的出版社，可是因他們而產生的法語譯本，卻是中國文學敲開許多歐洲國家大門的關鍵。
荷蘭和義大利是翻譯文學盛行的歐洲國家，也是對中國文學特別感興趣的兩個市場，他們普遍缺乏本地的漢譯人才，往往得借重英文譯本二次翻譯，可是荷蘭和義大利出版人購買版權時的速度和果斷，往往使他們成為推動其他歐陸國家版權銷售的先鋒。張翎的《金山》堪稱最經典的例子。此書先是透過經紀人和書探遞交到義大利、德國、希臘和荷蘭出版社手裡，其中荷蘭的印記出版社（Signatuur）出版人娜勒卡‧紀娥（Nelleke Geel）興趣最高，她通英、德、西、荷等多種語言，本身是知名的西語文學譯者，曾將薩豐的《風之影》翻成荷蘭文，後來更在 Bruna 出版集團的支持下，成立自己的品牌「印記」，專做翻譯文學，尤以西語為大宗。紀娥從未買過中國小說，也幾乎不曾在沒看書的情況下簽書，但她喜歡長篇厚重且有歷史感的作品，在看過三篇《金山》的審讀報告之後，她決定出手，也成為買下《金山》的第一個外國出版人。
這個消息很快在歐洲出版圈內傳開，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團（Planeta）旗下的老牌文學出版社「命運」社（Destino）和她不僅交情好，文學品味也相近，旗下許多作者相同，包括薩豐、拉森，還有阿根廷的數學家作者 吉耶摩．馬汀涅茲。命運出版社的文學主編西薇雅‧賽莎（Silvia Sese）找了一位在巴塞隆納攻讀藝術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審讀《金山》，之後也決定買下版權。《金山》能在一個星期內賣出荷蘭、加拿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版權，除了作品本身的實力，實得益於圈內口耳相傳的力量。
中書外譯不可或缺的「經紀人」
這一路談下來，不難發現「經紀人」三個字反覆出現。文章開頭所提及的那五本中文小說之所以能得到美國大型出版集團青睞，也是因為背後都有外國的文學經紀人。文學經紀人（literary agent, 或稱文學/版權代理人）是讓中文作品走向國際的重要推手，卻是國內最付之闕如的一種職業。
這個現象其來有自，因為版權貿易本來就是西洋的產物，經過長時間的演進，從原本單純的作者和編輯關係，又發展出經紀人（仲介）、書探（情報員）等職業，放到翻譯文學，則還要加上特約的審書人和譯者等角色，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繁複人際網絡。想要打進這個體系，必得依循其遊戲規則，而經紀人就是最能替作家打通關係的角色。
亞洲作家普遍沒有經紀人，在版權交易的領域起步也晚，加上文化和語言隔閡，想要進軍歐美市場，實屬不易。中文作者如此如此，日本、韓國作者亦然。我們如果檢視成功「走出去」的亞洲作家，一定會發現背後有外國經紀人，幾無例外。村上春樹在日本有酒井事務所，海外則交給美國超級大經紀公司 ICM（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全權打理。舉凡東野圭吾、小川洋子、片山恭一，也都是靠著外國經紀人而賣出國際版權。韓國作家除了前述的申京淑，還有國民作家金薰、旅歐的金英夏、美女作家趙京蘭，都有外國經紀人。
其實，賣外國版權找外國經紀人的道理並不難理解，就好像外國公司想進入中國市場，必得借重當地的人才。這不只是語言相通，更攸關「當地人」背後龐大的無形資產，包括人脈、在地優勢、潛規則和認同感。
不過賣文學作品的版權畢竟不比賣洗髮精和牙膏，經紀人需要對作品本身有一定的瞭解。我們不能奢望外國經紀人先去學中文，讀懂作品再來賣版權。最好的辦法還是由本地經紀人與外國代理合作。本地經紀人懂作品、能與作者溝通，還要有好的外語能力、對外國市場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才能準備適當的外文材料，讓外國代理去賣版權。除此之外，版權還涉及繁瑣的行政事務，如購買和寄送樣書、整理書評剪報、審查合約、安排書展和宣傳活動行程，更別提報稅、匯款等會計事項。
這還沒完，按照版權交易的「行規」，經紀人一般只代表作者處理版權，並從中抽取佣金，也就是作者賺錢了，經紀人才賺錢。此外所有的樣書、合約寄送費用，甚至英文樣稿的翻譯費，都是由權利人（也就是作者）負擔。偏偏中文作家少有處理海外版權的經驗，買樣書和找人翻譯更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準備一本書的外文材料，可能得先準備個一兩萬塊錢，還未必能保證成交，這樣的投資，足以讓大多數作者退避三舍。
優秀版權人才如何誕生
所以，一位能使中文作品成功打進歐美市場的理想經紀人，不但中英文都要好，具備外國出版界的人脈，還要願意自掏腰包準備外文材料。這樣的人才要到哪裡找？或者說，該如何培養？
歐美的文學經紀人多有出版社工作經驗，其中又有兩大「來源」，一是編輯，一是版權經理，前者重眼光，後者講人脈，這兩個條件正是好的版權代理人所不可或缺的品質，難以量化，但確實可以累積。編輯自然對作品本身有超凡的掌握力，對題材和文字的敏銳度較高，這樣的特質放到經紀人身上，就比較容易識別能吸引外國出版社的作品。版權經理的工作基本上與經紀人一樣，只是服務對象不同：版權經理是替出版社賣版權，經紀人則直接效忠作者。
以國內的出版環境來說，欲培養優秀的版權交易人才，或可從強化出版社版權部門做起。國內因為對翻譯書需求量大，版權人員通常都是負責「買」，去書展開會拿目錄回來給編輯，由編輯羅列需求，版權人員再去向代理索取樣書或電子文檔，然後等編輯審閱後決定是否報價。在這個選書決定的過程中，版權人員只扮演了一個傳達資訊的角色，並無實際的決定權。當然，出書成敗的責任是編輯扛，選書與否自然也應該由他們決定。可是這樣就浪費了版權人員的專業：他們參加書展最勤、接觸到最多第一線的外國信息，處於最能培養敏銳度、發展國際人脈的位置，卻沒有被賦予更積極主動的任務。
擴大出版社版權部門的編制，讓優秀的版權人才專責版權外銷，他們既有與外方交流的機會，又有出版社現成的作者資源，還有公司的資金可以支付外文材料所需費用，可說是成為獨立經紀人之前最好的訓練場。
國家除了翻譯補助，也應可有更多更靈活的獎勵辦法，例如舉辦更多中短期翻譯工作坊，發展「師徒制」關係，由資深譯者帶領年輕譯者翻譯某部作品。上個月剛結束的英國文學翻譯學會（BCLT, British Counci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夏季工坊，遴選出表現優異的中文譯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在翻譯教授 Nicky Harman 的指導下，替英國 Virago 出版社翻譯艾米的《山楂樹之戀》。
在翻譯補助上，除了獎助已簽約並即將出版的全本譯文，也可以補助外文樣章的翻譯，如此資助的金額相對很小，卻有助於版權的外銷和推廣。樣章的翻譯資助應採取「嚴格的審核，積極的資助」態度，以期在質和量上都有所提升。
PS：本文的圖片是徐小斌《羽蛇》的美版平裝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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